和张运使送春二首 其二

　　“榆关”，是战国时期的关名，在今陕西省榆林市东。这里泛指北方的关塞。这句说边塞上自己祖国梁朝的音信已然断绝。“汉使”，汉人朝廷的使者，指梁朝。庾信被滞留的西魏为鲜卑族拓跋部所建。这句说祖国梁朝的的使者也不见到来。这二句点出了自己稽留北朝，而故国的音信、使节均已断绝，流露出思念之情。

　　“胡笳”，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管音乐，其音凄凉，汉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，古时称北方和西域民族为胡人，故云胡笳。“羌笛”，亦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管音乐，原出自古羌族（西部民族）。这二句写作者听到的皆是胡地悲哀凄凉的音乐，联想到自己的遭遇，更不仅落泪断肠。

　　“束素”，为白色生绢，喻腰，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：“腰如约素”，喻腰细软如一束绢，形容是美女。“横波”，指眼睛。这二句写作者离别了祖国，非常悲伤，听到胡笳而落泪，闻羌笛而断肠，自己原本纤瘦的腰，更加消瘦如束素，伤别的眼睛，因流涕而损伤。

　　恨心，充满离恨之心。“歇”，尽，竭。“红颜”。指女性艳丽的容貌。这两句说自己离恨之心终不能尽，以至于很快就衰老了。以上四句，作者表明上是写满怀离恨的闺中思妇，而实际上是以此来自喻。

　　庾信羁留北方后心情郁愤，曾作《咏怀》二十七首，抒发怀念故国的感情和身世之悲，艺术上也更为成熟。本篇为其中第七首。诗中写自己稽留北朝，悲伤落泪，恨心不歇，依然怀着不能实现的期望。

　　“东武”，泰山下小山名，在今山东省泰安县。“东武吟”和“泰山吟”、“梁甫吟”同类，是齐地的土风。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，来讽谏当时的君主。

　　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，他南征北战，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。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：“时事一朝异，孤绩谁复论？”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，如今不得不“腰镰刈葵藿，倚杖牧鸡屯”。他喟然长叹：“昔如鞲上鹰，今似槛中猿。”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，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。

　　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，仍思报国的精神。在诗的结尾，他以“弃席”、“疲马”自比，向君主表白心迹，希望老有所用，辞恳情切，令人感动。显然，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。

　　这首诗意蕴深厚，时空跨度很大。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，先是慷慨奔放，后是激愤悲怆，显得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

　　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，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，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，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，希望君主赐恩，不弃置有功之人。宋文帝在位期间，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，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，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。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，对于杜甫《出塞》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。

　　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，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。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。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：春秋时的齐景公，曾登牛山而流涕，哀人生之短促，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；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，则乘八骏西游，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。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，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，所以说“牛山空洒涕”；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，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，所以说“瑶池实欢悰”。这一“空”一“实”的用语，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。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，作进一步申说。“年迫”两句说岁月流逝，愿望成空，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，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。“大宝”两句说：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“年迫”之苦，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！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。诗的前八句，用笔至为工稳细密：写齐景公事以“遄台”和“牛山”并举，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，位置相邻；写周穆王事以“紫宫”和“瑶池”并举，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，字面相近。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，而在字面上，“年迫”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，“游远”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，“大宝”义兼二君。意虽转而语犹承，从中可见大谢诗的“法密机圆”（方东树语）之处。

　　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。“羁苦”、“观海”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。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，滨海，故登山可以观海。而此番登临，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，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，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。诗人写景，只用了“莫辨洪波极，谁知大壑东”两句，从空际着笔，极写海之浩渺无涯。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，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；而置于句首的“莫辨”、“谁知”，又将诗人的惊异、赞叹之情倾泻无遗。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，不仅切合海的性格，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。而紧接着的“依稀采菱歌，仿佛含嚬容”，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。按采菱曲为楚歌名，“含颦容”则从西施“病心而颦”的故事化出，这里借指越女，所谓“荆姬采菱曲，越女江南讴”（王融《采菱曲》），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。谢灵运有《道路忆山中》诗云：“采菱调易急，江南歌不缓。楚人心昔绝，越客肠今断。断绝虽殊念，俱为归虑款。”可移用为此诗注脚。“依稀”、“仿佛”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，而在眺望大海之际，忽闻乡音，忽见乡人，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。这一神来之笔，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。既然“羁苦”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，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，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。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，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。

　　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，却无板滞迂缓之弊。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，并不限于区区一联，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，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。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，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、二四各说一事，显得错落有致。五、六两句虽自成一联，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。“莫辨”以下连用六个偶句，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，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谢灵运的山水诗《入彭蠡湖口》作于作者赴临川（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）內史任的途中。彭蠡湖，即江西鄱阳湖。湖口，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，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。据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载，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。心情很不好，这在诗中有所流露。诗中有情、有景，也有议论，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。但所写的，有的并不是实写，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，如诗中提到的“石镜”、“松门”，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，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，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。因此可以这样推断：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，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、所感。

　　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：“客游倦水宿，风潮难具论。”头两句是说，自己乘舟远行，日夜住在船上，既疲倦，又感到厌倦（注意，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），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，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。

　　后面两句，是解释为什么“风潮难具论”。“洲岛骤回合，圻岸屡崩奔。”回：水转的意思。圻岸：曲曲折折的江岸。这两句说，沿途风急潮猛，浪潮遇到洲岛，顿时分流回绕过去，随后又汇流而下；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，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，奔腾向前。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、变幻，所以说“难具论”。

　　接下四句，是追述沿途的景色：“乘月听哀狖，浥露馥芳荪。”这两句是写夜景。狖：黑色的长尾猿。浥：湿润。馥：香气。这里用作动词，指闻到香气。芳荪：泛指香草。这两句说，在清朗的月光下，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；在湿润的夜露中，饱吸着芳草的馨香。

　　“春晚绿野秀，岩高白云屯。”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。是说，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，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。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，颇有新意。时间（春晚）与空间（岩高），远处（绿野）与近处（白云）相对仗，色彩鲜明而谐调，相互映衬，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　　以下两句，是由写景到抒情、议论的过渡，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：“千念集日夜，万感盈朝昏。”前、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，是说，舟行江上，游览沿途景致，思绪万千；从早到晚，浮想联翩。

　　接下两句，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“千念”、“万感”去“照石镜”、“入松门”：“攀崖照石镜，牵叶入松门。”石镜，《水经注·庐山水》说，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，能清晰照见人影，故名。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。松门，山名，在江西昌都县附近，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。顾野王《舆地志》说：“自入湖（按，即鄱阳湖）三百三十里，穷于松门。东西四十里，青松遍于两岸。”这两句的意思是：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，去照一照石镜；我将沿湖而行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。

　　以下八句，是作者“千念”、“万感”的具体内容。可分为三层。第一层：

　　“三江事多往，九派理空存。”三江：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，东流入海。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。九派：长江在湖北、江西一带，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。《文选·郭璞·江赋》：“流九派乎浔阳。”李善注：“水别流为派。”理：玄理。古代认为“三”、“九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。这两句说，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，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。在作者的迷惘中，也掺杂深深的慨叹。

　　第二层：

　　“灵物吝珍怪，异人秘精魂。金膏灭明光，水碧辍流温。”金膏：传说中的仙药。水碧：一种玉。这四句是说：江湖中的灵怪神异，因吝惜其珍怪之相，而秘藏其精神魂魄。金膏不再发光，水碧不再变温润。作者以灵物、异人不出，金膏、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。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。

　　最后一层：

　　“徒作《千里曲》，弦绝念弥顿。”《千里曲》：曲名，即“千里别鹤”。蔡邕《琴操》说：“商陵牧子娶妻五年，无子，父兄欲为改娶，牧子援琴鼓之，叹别鹤以舒其愤懑。鹤一举千里，故名千里别鹤也。”弦绝：曲终。这两句的意思是：我枉自弹奏了一曲《千里别鹤》，本想借此消忧，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，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。作者的“千念”、“万感”郁积在心，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

　　《入彭蠡湖口》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。观谢集，大抵在公元422年（永嘉三年）三十八岁前，他的诗作留存既少，风格也较多承建安（如《述祖德诗》）、太康（如《九日从宋公戏马台》诗）之绪，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。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，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，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。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，意脉贯通，夭矫连蜷，而炉锤谨严，曲屈精深，典丽精工。但是针法时嫌过细，状物时嫌过炼，使典时嫌过直，理语时嫌过多，读来时有滞重之感，而缺少后来杜甫、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，变化洒脱的气魄。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，但并不大。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、韩诗作的先兆，表现有三：

　　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。谢灵运先此之诗，所记游程较窄，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，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，探玄冥之理，但毕竟边幅较狭，大气不足。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，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，以少总多，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，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。

　　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；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；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。“春晚”、“白云”一联之陡转逆接，空间传神，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。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，转转相生的格局，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，而且深得动静相生，浓淡相间，张弛得宜之效。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，全诗倦、难并起，再由“难”生发展开，最后归到深一层的“倦”，更透现出倦中之愤。在这一主线中，又以“千念”、“万感”一联与“三江”、“九派”一联，一逆接，一顺转，作两处顿束，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，这是后来杜、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。

　　其三是景语、情语、理语更形融合：谢诗的理语，决非人们常说的“玄理尾巴”。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，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未可厚非，也不失为一体。此诗的“理”则融洽得更好。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“难具论”，而直至“九派理空存”才剔明这一点，再以下写江景各句，景中句句用典，也句句有情含理，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，无有痕迹。最后“弦绝念弥敦”一句更有无尽远思，味在酸咸之外。如果说先此的谢诗，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，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，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，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。

　　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。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，且主要影响王维、孟浩然一脉；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，与杜、韩一派的大手笔，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全诗分三层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。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，从“不能食”、“拔剑击柱”、“长叹息”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，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。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，犹如巨石投江，轰地激起百丈波澜，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。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，从“蹀躞”、“垂羽翼”的形象化比喻中，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、有怀难展的处境。再联想到生命短促、岁月不居，更叫人心焦神躁，急迫难忍。整个心情的表达，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；反问句式的运用，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。

　　中间六句是个转折。退一步着想，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，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，罢官回家休息，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，共叙天伦之乐。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，虽则寥寥几笔，却见得情趣盎然，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，构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当然，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，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。如果根据这几句话，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，不免过于拘泥。

　　然而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，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，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。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，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。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，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、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——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，而是自古皆然，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，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。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，提升到了揭发、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，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。还可注意的是，诗篇终了用“孤且直”三个字，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、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。所谓“孤”，就是指的“孤门细族”（亦称“寒门庶族”），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“世家大族”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，世族垄断政权，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。鲍照出身孤寒，又以“直”道相标榜，自然为世所不容了。钟嵘《诗品》慨叹其“才秀人微，故取湮当代”，是完全有根据的。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，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。

　　前面说过，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，此诗较之《拟行路难·泻水置平地》的正言若反、半吐半吞，写法上要直露得多，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。起调的高亢，转为中间的平和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，照样是有张有弛，波澜顿挫。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，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，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，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。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。再进一步，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，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，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。前诗婉曲达意，这里直抒胸臆；前诗节拍舒徐，这里律动紧促；前诗情辞华美，这里文气朴拙——随物赋形，各有胜境。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，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、笔力健劲的色调，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。《南史》本传用“遒丽”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，后来杜甫也以“俊逸”概括其诗风，其实“俊”和“丽”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，“逸”和“遒”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。从鲍照的“俊逸”到李白的“飘逸”，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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